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，中国悄然拉开了出境旅游的序幕。这段被称作“出境游萌芽期”的岁月，不仅标志着普通中国人开始拥有“看世界”的权利，更是一段充满新奇、探索与观念碰撞的社会变迁史。它并非大众化的休闲活动，而是少数先行者怀抱好奇与勇气，小心翼翼地推开国门，在有限的线路与严格的审批制度下，初窥海外风情的特殊阶段。这一时期，旅游本身的意义远超观光，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体验与思想启蒙。
萌芽期的出境游，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。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新、马、泰以及港澳地区，行程多为固定的“多国串游”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，这仍是一项奢侈的消费。据当时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，1992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仅为293万人次，且其中相当比例为公务、探亲等事务性出行。旅行社的出境业务则处于起步阶段，线路单一，服务流程尚在摸索。媒体人王晓峰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，那时的出境游更像是一种“标准化产品”，游客在导游的小旗引领下，集体行动，拍照购物，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，但即便如此，窗外的风景已足够震撼心灵。
然而，正是这扇刚刚开启的窗口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与观念冲击。游客们通过亲身经历，直观感受到了国内外在城市建设、服务理念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。香港的繁华夜市、泰国的热带风情、新加坡的整洁市容，都成为归国后津津乐道的话题，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想象与追求。这种冲击是双向的，《亚洲华尔街日报》在1994年的一篇报道中曾评论，中国出境游客的涌入，也让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开始调整其旅游服务，以适应这批“特殊”客人的习惯与需求，尽管过程中不乏文化误解与磨合。
从社会文化视角看，出境游的萌芽悄然改变着社会的神经末梢。它不仅是个人经历的扩展，更成为家庭乃至社区共享的“见世面”资本。归国者带回的“免税电器”、彩色胶卷照片、新奇见闻，都成为社交中的亮点。学者李昊在《开放与认同》一书中分析，早期出境游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“文化中介”的角色，他们传递的海外信息，参与构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对“现代化”和“外部世界”的具象化认知，其意义远超旅游本身。
回首这段萌芽期，它如同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，虽然稚嫩，却蕴含着无限生机。它见证了中国从“引进来”到“走出去”的初步尝试，是国民视野全球化的重要开端。当时行程中的种种不便与局限，与今日自由、多元、深度的出境游体验已不可同日而语，但那份初次踏上异国土地时的悸动与开阔，却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，也为中国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。
萌芽期虽然条件有限，但那种对世界纯粹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可能比现在打卡式旅游更珍贵。
从萌芽到如今遍地开花，中国出境游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改革开放微观史。
那时候办护照和签证真是过五关斩六将，还得有境外邀请函或者单位担保，能出去一趟绝对是身份的象征。
我父亲就是第一批去新马泰的，回来带了个松下录像机，整个胡同的人都跑来我家看新鲜，那场面比过年还热闹。
记得当时旅游团餐顿顿都有中餐，生怕大家吃不惯。现在想想，也是一种特别的照顾吧。